高质量发展呼唤高质量职教(2)

　　一些代表委员也认为，人才“入口”难、“出口”不畅，是制约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最大外部性因素。史立军分析说，受“学历至上论”的传统观念影响，职业院校长期以来面临生源质量难以改善、学生毕业发展前景不明朗和工作待遇地位不高等现实困扰。这导致多个行业领域亮起了高技能人才后继无人的“红灯”。

　　以“卡脖子”的芯片为例，过去5年，我国芯片的自给率从5%上升到25%以上，我国制造了全世界75%以上的手机和平板电脑，产业链已经融入全球。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闫傲霜不无忧虑地说，尽管我国集成电路技术取得较大进展，但与国际最先进主流生产工艺相比仍相差两代。我国高端通用芯片市场的六成多，被摩根、波士顿、高通、英特尔等美国六大集成电路供应商垄断，集成电路高端专用设备生产线所用装备95%都从国外进口。如何解题，闫傲霜建议，在加强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和人才队伍建设时，有条件的职业教育机构要着手培养微电子产业的实用型技能人才，使他们成为未来的“大国工匠”。

　　打响人才培养质量“攻坚战”

　　闫傲霜的担心不无道理。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面临升级转型后后继无人的尴尬，越来越多的新兴产业正遭遇着高素质技能人才千金难求的困境。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在这场产业革命面前，中国的职业教育能否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主力队员”，关键在职业教育能否痛定思痛，来一场壮士断腕般的革命。

　　针对校企合作不顺等问题，马国湘建议，国家有必要建立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等多元参与的协调机制，条件成熟时甚至可考虑组建国家职业教育管理局，同时给予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让职业教育培养出的人才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符合产业发展要求，更加实用。

　　就促进包括高职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资源统筹发展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建议，国家对成人高考、自学考试、远程教育等统一实行注册入学、统一毕业标准，宽进严出;通过制定注册入学政策法规、构建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健全配套的投入与激励机制，推进多种类型学历继续教育融合发展。同时，还要建立统一的高等教育最低质量标准，通过颁布统一的国家标准，使包括高职在内的各类教育文凭能真正做到“同质等效”。

　　校企合作育人，究竟怎么做才有效?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教育厅厅长蒋昌忠举了一个案例：他在湖南一所职校调研时发现，有知名企业把其最新式的设备都放到学校建的车间里，甚至有些企业把自己的生产线也放到学校。这样，学生的实习实训、企业自身的员工培训，都可以在里面完成，一举多得。

　　这几年，经济发达的江苏在发展职业教育上多有尝试。葛道凯介绍，这几年，聚焦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社会参与度不高等问题，江苏打了一套“组合拳”：推动普高与中职学生双向交流，试点举办综合高中班，为学生提供多样多次选择机会;在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方面，重点建设50所左右扎根江苏的一流中等职业学校，并实施高职教育创新发展卓越计划，立项建设22所省高水平高职院校;同时，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成熟而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既能回应和满足时代需求，也能主动“下海”，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锤炼自己。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朱世宏说，四川的职业教育将围绕当地的产业发展战略，优化职业院校和专业布局，完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提高专业与经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同时聚焦国家战略，加强职业教育助力脱贫攻坚的能力，以服务来检验人才培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