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高考，创新人才培养如何发力(2)

　　推动大中衔接、贯通培养有哪些实施路径?

　　从教到学到招考，实现大学与中学全方位、深层次融合

　　领域加强衔接，建立机制，搭建平台，促进大学和中学牵手。

　　“在高考综合改革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衔接主要表现在教学和招考两个方面。”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说，在教学方面，大学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方法在基础教育中逐渐体现;而在招考方面，招录方式改革，扩大高校和考生的双向选择权，也促进高校特色办学。

　　具体来说，在教育教学方面，综合素质评价导向使得中学逐渐实现了素质教育的制度化;分层走班、“每人一张课表”使个性化学习成为普遍现象，促进了文理交叉;教学方式逐渐多样化，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等成为趋势;生涯指导提前，个性化现象突出。

　　而在招生考试方面，以选科要求和“院校专业组”设置为杠杆，驱动高校招生由“被动收档”走向“前置引导”;以合并一二本为抓手，激励高校招录由“三六九等”走向“特色为王”;以“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试点为抓手，鼓励高水平大学围绕“两依据一参考”进行招录。

　　“新高考改革后，大中衔接成为趋势，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融合是多维度、深层次的。”倪闽景说。

　　“从高中的角度来说，大中衔接，也使我们要更加明确大学教育有什么特点和要求，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和素质。”尚可说，他仍记得2017年参加清华大学全国重点中学校长会时，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谈到，希望中学在关注成绩的同时，更要关注到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培养，避免优秀学生进入大学后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当前，随着新高考改革的推进，大中衔接在生涯规划、专业教育、学科竞赛等领域开展得较为普遍，也越来越深入。然而，高考选拔性压力、缺乏制度设计等问题依然存在。

　　“如今知名高校在浙江‘三位一体’招生的名额越来越多，对中学的导向十分明显，学生的学习压力减少，受惠面扩大。”尚可说，然而学生仍然面临着课业负担重、时间有限的难题，需要进一步松绑，尤其是对一部分拔尖创新人才，更需要体制机制上的突破。

　　尽管对学生来说，把大学教授请进中学好处多多，但讲座蜻蜓点水、上课没有教材、学生听不懂等问题，也一度让曾德琨苦恼。

　　“大学老师讲课没有教材、没有标准答案，教授专业性太强、学生知识储备不够，课堂呼应不上。”曾德琨说，后来学校通过将通识教育细化、打造微课等方式，与复旦大学建立了长效合作。

　　“高校和中小学校之间的课程设计缺乏衔接机制较为普遍，只有通过流程再造，形成一体化设计的机制，才能有效破解这个难题。”倪闽景说。

　　此外，方芳提醒到，还要看到当前大中衔接在发达地区做得好、大学与附属中学合作更顺畅、重点中学更受青睐等不均衡现象。

　　“对于先天条件不利地区，教育行政部门应该成为学校发展的坚实后盾，发挥主导作用，推动政策传导、资源共享，积极搭建平台，为大中衔接创造条件，让改革惠及更多学生。”方芳说。

　　新高考改革为拓宽高中与大学的衔接面提供了绝佳机遇。随着三位一体招生、综合素质评价、“双一流”等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开，高中不能再只埋头“分数”，而大学也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决定选拔哪些学生进校。大中衔接、贯通培养，逐渐成为大学、高中的共同选择。

　　2017年是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值得记住的一年。这一年，首届“工科班”29名毕业生中，14人赴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等世界名校深造，14人进入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国内名校深造。

　　“这些学生并不是高考入学时成绩最突出的学生，但在4年的培养中，学习成绩、科技活动、学生社团等方面表现极为突出，更难能可贵的是体现出了蓬勃向上、追求卓越的精神面貌。”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说，这得益于学校试着将人才培养向前延伸了一步。

　　作为17所国家试点学院之一，2012年天津大学精仪学院探索在全国中学范围内举办工程科学夏令营和冬令营活动，通过开展名师科技前沿报告、颠覆未来科技实践活动、自我职业生涯启蒙计划、大学校园文化生活体验等特色活动，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引入多元化评价、着眼于潜力的学生录取选拔机制，旨在选拔具有学科特长(物理)和专业志趣的学生，为新工科人才培养奠定坚实基础。

　　“选拔学生时我们不只看分数，还看对专业是否有兴趣、是否有潜质，在输入层面避免成为面向拔尖学生的‘培优班’。”李家俊说。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方芳看来，大中衔接符合人才发展规律和教育系统性、连贯性的要求。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人的全面发展一定是根据自己兴趣爱好的多样化选择，大中衔接为学生提供了高选择性的培养方案，让学生可以按照自己适合的路径去发展。”方芳说。

　　高中教育阶段一方面对接基础教育，为学生持续发展打基础;一方面对接高等教育，为大学输送合格人才。“新高考背景下，尤其是创新人才培养不是只看分数就能选拔出来的，更多的是看一个人的思维能力、核心素养、求新求异的能力，这些都需要将培养过程向前延伸，需要加强大学与中学的协同培养。”杭州第二中学校长尚可认为。

　　在2014年上海和浙江省出台的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中，一大特点就是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

　　如何推动学生知识向能力转化?

　　课堂是改革主阵地，自主探索、付诸实践是重要途径

　　新高考改革后，在录取方式上“两依据，一参考”将逐渐推开，除了高考成绩、学业水平考试之外，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然而，我国传统的教育方式重说教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重学校轻社会、重应试轻素质，新高考改革录取中综合评价的纳入，在某种程度上对学校教育教学形成了倒逼压力。

　　“当前很多地方一直在提让学生自主学习，但学习如果总是发生在学校内部，学生学的是课本，一天天围绕着课本、教室、文本资料，怎么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在宁波二中校长黄兴力看来，能力养成必须走出课堂，走向自然和社会。

　　为此，宁波二中探索变革学习方式，基于“问题解决”的“月湖寻宝”项目成为一个重要抓手，通过“问题学习、合作学习、主题学习以及无限制自主学习”四种方式，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获得知识和能力。

　　黄兴力举例说，“跨学科融合”的主题学习，可带领学生以月湖调查为主题进行探究学习，涉及语文、历史、地理、艺术等多门学科的融合，通过学生的调查，可以看到学生学习方式已经从单一的学科学习走向跨学科的融合，真正使学生综合素养得到提升。

　　无独有偶，南开中学“义工制管理模式”与传统学生课外活动最大的不同，就是真正地“服务社会”。

　　“高中生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工作能力和一定的专业知识，他们在课程活动中真正地体验社会，摆脱了以往预设类活动的‘游戏感’和‘模拟感’，使其工作更具有实际价值，使其能够直接看到、体会到自身工作的实际成果。”南开中学教务处主任助理姚卫盛说。

　　推动学生知行合一的关键点在哪里?“能不能促进知行合一，推动学生知识向能力转化，关键在教师。”张金毫不讳言，教师要有这种意识、知识储备，要培养学生综合学习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是现在看来，效果并不好。

　　张金是江苏省生物特级教师。从踏上讲台开始，就注重实践教学。在他看来，生物课不能在课堂上了解生物，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学习生物。为此，教植物学时，张金首先会自己到田间地头考察路线，了解植物分类、特性，然后带着学生走一路、讲一路;讲食用菌就带着学生亲自种食用菌;在学气象观察时，带着学生做航模、船模……

　　“要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哪些是有缺陷、不方便的，用我们的知识加以改造，这才是学习。而教师是要教会学生学习，而不仅仅是教给学生知识。”在张金看来，促进学生从知识向能力转化，教师首先要会学习、会研究，而不仅仅是机械地教学。

　　在陈维贤看来，在培养学生能力方面，关键是如何做，在于教师能不能把新课标的理念落实到行动上。

　　“比如2017年语文新课标提出的任务，教师能不能理解透?如何设置专题，开展项目式学习?怎样在实践中完成教学?这些都需要教师具备相应的能力。”陈维贤说。

　　此外，在他看来，促进学生知识向能力的转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教师要有这个能力和意识，教学评价也要改革，评价方式单一、狭隘、不多元，也是导致转化不足的重要原因。

　　面对“钱学森之问”，蔡小雄描述了他记忆深刻的一幅漫画场景：老师在讲台上对所有学生发出了一个指令：爬树。下面坐着的学生有猴子、大象、鳄鱼等。

　　“要求猴子爬树是自然的，但大象怎么爬?鳄鱼怎么爬?”蔡小雄说，真正好的教育是用50种方法教一个学生，现在我们是用一种方法教50个学生，流水线上培养的人才，怎么可能有想象力和创造力?

　　“因材施教讲了千年，但真正实施的机制并不完善，千里马应该有不一样的培养方式。”蔡小雄建议，在高中阶段，对特别突出的孩子可建立免修免考机制，压缩基础课程时间;在竞赛方面，专设机构引进人才担任教练;与初中和小学对接，实现人才培养一体化。

　　事实上，自2008年教育部启动珠峰计划已过去10年，经过多年实践，清华大学物理系朱邦芬院士发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最难的在于从“应试教育”到“自主创新”思维的转变。

　　“基础教育阶段老师手把手教的多，学生自主探索的比较少。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学生有自主探索、创新的能力。”朱邦芬说，因而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坚持兴趣驱动、兴趣第一，只有学生真正想做、想学的，才能自我驱动，主动钻研，这个过程要向前延伸，而不能等到大学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