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我国前途命运的若干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探讨——对30年风浪的一种透视和反思

　　内容提要] 本文提出了改革开放中我们党始终必须正确解决的关系我国前途命运的八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扼要地阐明了笔者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一、在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基本理论问题上，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发展关系的核心科学内涵：这个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及其联系我国改革开放新实际的正确运用;这个体系的内容渗透体现着马列毛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并包括继承发展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全部科学的理论成果。

　　二、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上，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唯一的科学内涵，是使我们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本质联系，我国改革发展的社会实践符合巩固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规律。

　　三、在历史观问题上，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同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对立和界限。历史观也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关系着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治路线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关系着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和是否坚持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

　　四、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问题上，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的四方面的根本对立和界限。否则，就有走上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邪路的危险。

　　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问题上，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辩证统一关系。否则，在现实条件下，容易出在“四个坚持”方面“一手比较软”的偏向或右的错误，甚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面对自由化猖獗，也有可能出“左”的偏向。

　　六、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上，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把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同公有制经济的数量与质量的辩证统一关系。否则，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竭力推行的私有化，必然动摇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七、在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问题上，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在改革开放、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条件下，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形成的新因素，这种斗争的新的基本内容、更鲜明的实质和新特点，以及我们应采取正确的方针。否则，在现实情况下，一般易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错误，“左”的偏向也要防。

　　八、在反对错误倾向的问题上，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从具体情况出发决定方针，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在反对一种主要错误倾向的时候，要注意防止另一种被掩盖着的错误倾向。否则，在现实情况下，易出右的偏差或错误。

　　概括地说，即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的两个科学内涵，两个根本对立和界限，两个辩证统一关系，两种特殊形式斗争的方针。

　　只有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重大理论实践问题，才能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以及科学发展观，避免大的曲折，比较顺利地巩固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并坚持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

　　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历史新时期，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制度在除弊创新中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人民意气风发，发展日新月异，经济社会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活力，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的国际地位著提高。实践证明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这是极其光辉的30年。

　　由于我国的国情十分复杂，并处在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全球化大环境中;由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中外史无前例的开创性伟业，所以，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实际上不可能不存在任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客观实际出发，对30年来的改革开放进行科学总结，不但必须恰如其分地肯定伟大成就，而且也必须恰如其分地认识客观存在的不可忽视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始终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扰破坏及其造成的恶果。值得警惕的恰恰是自由化势力把实事求是地反思这些问题，以求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健康地遵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规律继续前进，统统诬蔑为“反对改革”。他们这样做只能给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造成严重危害，因为其中有些问题是违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规律的，也不符合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甚至是南辕北辙。因此，做好30年总结的基本要求和标志之一，应当是深刻认识这些问题，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予以正确地解决。这是继往开来，兴利除弊，更高地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更好地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到一个更健康的新时期的根本思想政治保障。

　　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及其结果也证明，在我国的理论工作、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中，除改革开放发轫时期“左”的习惯势力是主要问题外，实际上此后长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来自党内外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并随着所有制结构迅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阶级阶层关系和法律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的相应变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呈现了愈来愈深广严重的趋势。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动乱、反革命暴乱;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持续十多年的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公有制经济超限度私有化，内外资私营经济超限度大发展，房地产业、教育、医疗卫生事业超限度市场化;发生在世纪之交以来的公然妄图全面推翻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间修宪”、新“西山会议”，以至“民主社会主义”大纛的拉起，都是很典型的表现和标志。这也是始终充满风浪的30年。

　　形成这种情况虽有极为复杂的原因，但不能回避，这同我们在理论研究宣传教育，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的实际工作中，在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上长期存在明显的片面性、甚至错误倾向，被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和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有着必然联系。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这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4页)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号召全党，“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进一步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第50页)

　　我们只有按照邓小平和胡锦涛总书记的上述要求来做，才能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一以贯之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坚持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而要做到这些，最根本的就是必须结合新的实际，深入学习党的科学理论，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决切实克服长期存在的以下八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上的偏向和错误倾向。

　　一、在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基本理论问题上，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发展关系的核心科学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首先，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必须也应该有机地渗透体现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把它们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并结合新的实际加以正确运用;其次，这个理论体系本身，也必须包括继承和发展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科学理论成果。这两点就是它们之间继承发展关系的核心科学内涵。

　　在这个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倾向是某些人抽象地肯定它们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具体否定上述特定的核心科学内涵，特别是蓄意把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成果排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力图误导人们把这个理论体系当作似乎是全新的“创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似乎是它的对立物。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打着“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的旗号，以新自由主义等资本主义新旧腐朽思想理论和自己对其拙劣的发挥，来偷换和冒充党的基本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甚至以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目前理论界许多党内同志认为，旗帜鲜明地坚持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内的党的基本理论，才能全面、完整地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真正统一全党的思想，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坚决防止和克服上述错误倾向，使人们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在继承发展关系，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其它错误思潮的界限。

　　二、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上，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实事求的唯一科学内涵。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唯一科学内涵，一般地说，就是使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本质联系，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在我国所处的当代国内国际的具体条件下，面对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巩固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定历史任务，具体地说，就是结合新时期的实际，使我们的主观认识和路线、方针、政策，始终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相对稳定并相对变化的基本国情，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世界大势，使我国改革发展的社会实践始终符合巩固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规律。

　　但是，在思想路线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偏向，是在认识方面不明确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上述特定的唯一科学内涵。严重的错误倾向则蓄意否定这种科学内涵。其突出表现是，有些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同狭隘经验主义、实用主义三者杂糅的个人直觉、甚至随心所欲，当作“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以“私有制高效”、“市场万能”等新自由主义神话，误导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以抽象人道主义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干扰我国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这种严重错误倾向，客观上迎合了党内外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和国内外敌对势力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要求。应当明确指出，这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而是做了形形色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俘虏，迷入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某些人借口私有制经济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企图在十七大报告中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标榜这才是“实事求是”，这就是典型表现。他们的主张完全违背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何谈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我们必须科学严谨地阐释、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上述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这才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灵魂。

　　三、在历史观问题上，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同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对立和界限。

　　1.简要重温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和观察问题的基本方法。历史观不但是研究历史，而且也是观察研究现实社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充分体现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其精要为：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发生的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伴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提供一定量的剩余劳动，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产生，而私有制则是阶级和阶级统治工具国家机器产生的根源;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基本的、决定性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提供了观察研究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最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

　　《共产党宣言》的核心内容滲透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联系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对上述基本原理作了具体的阐发，集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做出了“一个概括”、“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一个概括”，即“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因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两个必然”，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63-265页)《宣言》还犀利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及反动的与空想的社会主义。

　　2、认清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主要特征。上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和观察问题的基本方法，归根到底是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而不是相反。

　　但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恰恰是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因果和过程弄颠倒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以及这种世界观的主要特征，是把基于抽象人性的“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平等博爱”等，宣扬为超历史的永恒的价值观念，当作人类及其个体与生俱来的普世的“天赋人权”和最高真理、最高价值，并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作为实现这些价值观念的完美结果;进而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使这一切得到实现。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则认为，历史的因果关系和进程恰恰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发展，才产生和发展了这些以“普世”的面貌出现的价值观念，其内涵和实质反映了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利益的要求。这些价值观念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于：它们虽然在概念的外观上似乎普遍适用于世上每个人，但是在人们身上是否能够实现和实现的程度，实际上却取决于人们自身是否占有和占有多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资源等现实条件;而这些现实条件恰恰不是“天赋”的，却是由人们所在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制度的性质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客观的社会条件决定的。人们如果不具备或很少具备这些现实条件，这些价值观念对他们来说就是虚幻的、不可实现的，或只能极有限地实现。事实真相是，即使在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基于私有制所造成的剥削阶级同被剥削阶级之间占有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社会等资源的巨大差别，不但垄断资产阶级总是享有更多更大的权益，而且他们依据私人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专利”所占有的那部分权益，同劳动者的权益还有本质的不同，并且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抗性。例如，资产阶级拥有的最根本的权益，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对广大劳动者进行剥削、支配的权益，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反抗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和自由。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不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不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没有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和平等博爱。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唯心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史观的根本对立和鲜明界限。

　　3.必须高度重视党内出现的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的危险倾向。迄今为止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坚持什么历史观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政党奉行什么政治路线。坚持唯物史观，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就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决不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和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就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就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相反，这些政党如果背弃唯物史观，接受资产阶级的抽象人道主义历史观、世界观，就必然背叛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党就会放弃和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第二国际以来的西欧北美社会民主党即是历史和现实的例证;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就会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迎合资本帝国主义的需要，以“和平演变”的方式，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始于赫鲁晓夫完成于戈尔巴乔夫、叶立钦的苏联共产党的“和平演变”与苏联解体即是更切近的搞民主社会主义的典型。

　　在苏联东欧国家的“和平演变”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逐步被资产阶级的抽象人道主义历史观、世界观所取代。其必然恶果，是以这种历史观、世界观为哲学基础和逻辑起点的形形色色西方资产阶级观点，充斥这些国家的哲学、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传媒学、文学艺术等各领域，并加以本土化的最恶劣的发挥，借助各种大众传媒、课堂和“学术”研讨交流，把这些观点通俗化、形象化、情绪化，加以广泛传播，其结果是正不压邪，使各种意识形态形式成为推翻工人阶级政党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舆论工具。这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得到了大规模的典型表现。这一切在我国也惊人地相似，唯一不同的是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还在顽强地坚持斗争。

　　这些具有规律性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深深地懂得，我们党有的党员如果把资产阶级的抽象人道主义历史观、世界观的“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当作“普世价值”，当作社会主义的最高“真理”、最高“价值”来宣扬和实践，只能说明他们在发表和实践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纲领与宣言，在理论和实践上彻底丢掉了共产党人的“老祖宗”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丢掉了我们自己的“老祖宗”毛泽东思想，但愿这是由于他们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造成的。

　　因此，我们党应当高度重视党内出现的宣扬资产阶级的抽象人道主义历史观、世界观的危险倾向，建议以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为重点，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下大功夫搞清楚这两种历史观、世界观的根本对立，在理论和实践上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我们党和国家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把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在坚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上。

　　四、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问题上，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对立和界限。

　　民主社会主义是同社会民主主义即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现代修正主义。它也是二战后在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阶级政党内泛滥成灾的一种思潮。它的本质根本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的生存”。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消灭，而是一些行政上的改良，这些改良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归结起来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80-281页)当代资产者不是还在不断地标榜，正是他们提供就业岗位和工资“养活”了工人，并以纳税提搞了工人享有的社会公共福利吗?可见，《共产党宣言》抓住要害，彻底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虚伪性、欺骗性。

　　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对立和界限主要有以下四点:

　　1.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民主社会主义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基础上，把国家即总体资本家所有和多种形式有限合作都叫公有制，本质上仍是搞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且是搞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之所以允许实质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内资、外资私营经济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因为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它们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有一定的发挥余地;但是它们必须在宪法规定的公有制为主体的限度内合法健康地发展。否则，内外资私营经济资本无限膨张垄断的本性和趋势，必然成为对于公有制经济正常发展的压制和扼杀;这既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削弱甚至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危害其上层建筑，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对立和界限。

　　2.分配制度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生产关系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把按劳分配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初次分配的基本手段;居民收入的二次分配(属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虽然十分重要，但仅是辅助手段。而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维护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保持雇主、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剥削同被剥削的关系，实质是让按资分配方式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起决定作用;这种分配方式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因而它不得不用所谓公共财政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来缓和因私有制造成的对抗性社会矛盾，以期实现所谓社会公平，这根本不可能解决两极分化问题，顶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缓解矛盾的作用。我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企图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参照，竭力淡化或否定按劳分配，鼓吹以二次分配为主要方式来解决我国的贫富悬殊问题，其目的在于掩盖他们大力推行私有化造成的严重后果，维护暴富阶级阶层的根本利益，这只能将目前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寻求解决贫富差距拉大这个棘手问题的积极性引向不能治本的路子上，这是绝对不能扭转贫富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

　　3.国家的国体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体，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阶级基础之上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社会制度符合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民主社会主义的国体，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制度，尽管执政的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党色彩有差异，但是都代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它们采取的居民收入二次分配在内的各种缓和国内经济矛盾的措施，尽管某些具体措施和做法我们可以借鉴，但是总体上都是为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涵盖、更不可能替代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具体措施和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起来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上理应在实践中产生超越民主社会主义的、更多更好的政策措施，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及其所决定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初次分配方式，就是保障社会公平、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4.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多样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其理论基础和根本指导思想都是抽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其核心价值观是把“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作为自人类形成以来就追求的共同理想，仅有实现形式、途径的不同;而否认它们的内容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在阶级社会里还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我国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实践中，在新中国建立、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批判地继承发展了我国和世界文明的优秀遗产，形成和发展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这种价值观体系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发展完善，并使广大人民群众逐渐获得更多更好地保证其实现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社会客观条件，不断提高其实现的程度和质量，从而使他们享有更多、水平更高的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全面发展、民主自由、团结和谐。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真实性就在于它是建立在坚持巩固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能为这种价值观体系的实现逐步提供更好的现实条件。否则，再漂亮虔诚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高调和誓言，无异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贯的虚伪与欺骗，因为这些词藻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也无异于当代西欧北美民主社会主义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它在苏联制造的历史大悲剧及其惨痛教训，我们必须引以为戒，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当代的惨痛教训告诫我们，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旗帜直接关系着党自身及其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在重大理论原则问题上失之毫厘，这种理论的内涵及其指导的实践必然谬以千里。因此，我们党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世界观，认清它同资产阶级的抽象人道主义历史观、世界观的根本对立和界限，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对立和界限。看来这是我们党当前和今后长期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础工程和重大任务。

　　五、在党的基本路线问题上，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辩证统一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的片面性和错误倾向是：否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和反“左”不可逾越的底线;否定始终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获得成功的根本思想政治保障;否定只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前提下，改革开放才能真正成为强国之路，而避免被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浪潮推向西方发达国家附庸的深渊。

　　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割裂基本路线全部内容辩证统一的片面性和错误倾向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当代国内国际环境中，否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割裂了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的联系和统一，割裂了改革开放同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联系和统一，就必然使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失去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发展的方向和性质。因此，关键是我们必须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统一于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5页)要深刻领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奋斗目标”之间的联系与统一，把基本路线作为一个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来把握;尤其要针对长期存在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一贯”、“一手比较软”的状况，充分认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的重大意义，以求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在新一届党中央的领导下，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巩固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六、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上，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把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同公有制经济的数量与质量的辩证统一关系。

　　笔者的初步研究结果认为，由于在进行物质生产的实体经济——极为重要的工业经济中，国有工业受资本有机构成高，资本周转期长等复杂因素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公有制经济在质量上对外资经济的劣势，有必要以数量来弥补;特别是由于作为整个现代国民经济的心脏和血液的我国现代金融行业的后起和稚嫩，我们绝不能想当然地照搬股份制绝对控股、相对控股所需的控股权比重，而认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公有资本的比重占51%或相对优势，就能够保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相反，必须充分认识，公有资本、特别是国有资本必须占更大的比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才能保证劳动者的多数在生产领域处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中，处于主人翁的经济地位;才能保证我国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并使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与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

　　为了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公有制经济数量、质量的辩证统一所形成综合实力，公有资产对包括外资经济在内的私有资产必须具有实事上的巩固的绝对优势。国家统计局专家赵华荃经深入研究提出，鉴于国有工业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期长的特殊性，从业人员的比重和产值比重低于其资产比重的5.2%和4.5%，因此，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升降的临界值应当是公有制资产的比重占55%-60%，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占45%-40%。((赵华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之我见》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11 第30页)

　　笔者还认为，鉴于金融行业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其中的国有资产的比重必须具有确保国家金融主权和整个国家安全的更高的比重、质量和更高的经营管理水平。但在2008年3月中国银监会发布的《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却取消了对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比例限制，允许外资银行拥有我国所有商业银行“25%以上”、即不低于25%到100%的“表决权股份”。正如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不止一次所表示的：这是为了使“外资控股国内银行没有法律上的任何障碍”。(云淡水暖：《误解还是真相》 乌有之乡网站2008年4月17日)须知千方百计向我国施压的美国，反倒是严控外资入股本国银行10%的，并施加种种限制。如果我国像美国要求的那样实行金融自由化，将使我国成为金融领域不设防的国家，必然导致美欧国际银行集团控制我国金融，甚至控制我国的货币发行权，从而必然全面严重威胁和损害我国的国家主权和独立。果真如此，这将是比国有企业超限度私有化更加难以挽回的最深重的历史惨剧，使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近90年革命和建设的全部成果附诸东流，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坚决避免的前途和命运。

　　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不顾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根本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蓄意割裂数量质量的辩证关系，借口国有经济只要“质量高”，不必具有数量优势，照搬西方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只占约20%，来制定我国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目标，按这个目标持续掀起了国有经济的私有化狂潮;并竭力推行金融业向西方不设防的完全开放，其恶果将完全可能使我国国民经济处于被欧美国际银行集团控制的危险境地，有些高中级领导干部也为这种狂潮推波助澜。这正是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国内资产阶级分子右翼社会势力及其培植的代理人党内外资产阶级自由化顽固派，力图控制我国舆论，影响决策，误导我国改革发展的恶果。若不能从根本上坚决制止这种无止境的发展趋势，必然根本摧毁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至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搞垮一个国家先是让其私有化、市场化，推动大量资本进入这个国家，大幅度拉高房市股市汇市价格，用通货膨胀激化这个国家的矛盾，制造危机和动荡，迫使资本四散而逃，让这个国家资产价格跌得一文不值，然后返回头再廉价买进其核心资产(欧美银行家们称之为“剪羊毛”，笔者注)，在经济上完全控制这个国家。(参阅张宏良：《危若垒卵的中国经济现状》旗帜论坛 2008-4-1)实际上也尽可能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控制这个国家。这也就是欧美私有国际银行集团的主人金融寡头，同代表其利益的西方国家政府合谋，共同实施“有控制地解体”他国经济，周期性地大规模洗劫他国财富的战略。他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正是采取这种战略，在拉美、非洲、苏联东欧(对苏是使其休克而拒绝金融输血)、东亚一些国家制造经济危机，重创了它们的经济，并引发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危机。(参阅宋鸿兵：《货币战争》第186-216页)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我国主要因为当时金融主权在握才得以幸免。

　　因此，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领域，我们在思想认识和实践上必须同私有化、自由化划清界限，本着公有制经济数量、质量(含合理的布局结构)辩证统一互补所形成的综合实力，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巩固的绝对优势的根本原则，来确定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应占比重的上下限;本着确保我国金融主权和货币发行权的根本原则，有限度地向外资银行开放金融领域。我国必须坚持这两个根本原则，以应对西方世界实施的最新殖民化战略，即“有控制地解体”我国经济，“剪羊毛”式地大规模掠夺我国财富，剥夺我国的各种主权，使我国成为“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303页)。对于这两个根本原则，必须依据宪法，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国有经济和金融的神圣立法中分别予以反映，做出法律规定。政府下属有关部门违背这两个根本原则制定的意见、办法、规定、决定等文件应视为缺乏法源根据和越权，一律无效，以确保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的金融主权和货币发行权，以至国家的经济独立、科技独立、政治独立、国防独立和文化独立，而不受制于人。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巩固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并为巩固完善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提供可*的物质技术基础和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

　　七、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问题上，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条件下，形成特殊形式阶级斗争的新因素，这种斗争新的基本内容、更鲜明的实质和突出特点，以及我们应采取的正确方针。

　　1981年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65页 人民出版社)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决议》的这些论断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的论述，是我们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条件下，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思想。

　　1.特殊形式阶级斗争形成的国内外新因素。形成我国新时期阶级斗争的国内因素，有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殊形式的遗留。对这种“遗留”，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实际上做出了科学论断。他在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后，我国还存在阶级斗争的原因和内容作了具体分析，并极富远见地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第230页)这些论断不仅先被“文革”中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四人帮”、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同党和人民的激烈斗争所证明;而且在其后的新时期里，继续被打着“改革”旗号的党内外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派——资产阶级自由化顽固派，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所证明。

　　新时期的实践证明，形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特殊形式阶级斗争的国内新因素，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凸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个坚持”的尖锐对立。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的继续和激化。这是因为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处于高潮，我国的改革开放又是在“文革”造成的严重挫折之后进行的，所以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和国内外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相互配合，格外嚣张，竭力把我国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开放，推向“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并在事实上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随着公有制经济的超限度私有化，内外资私营经济的超限度大发展，房地产业、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超限度市场化，在我国相当大的范围内已经重新形成了剥削的条件，即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并随之出现了严重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趋势;我国当前的阶级阶层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曲折和恶性变化。邓小平于1985年所说的作为单个存在的“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至今显然已经绝不再是“个别”事实;具有鲜明资本人格化特征和资产阶级属性的强大社会势力已是客观存在，并且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趋势咄咄逼人。这种社会势力的右翼及其代理人党内外资产阶级自由化顽固势力掀起的持续十多年的“三个超限度”的猖狂攻势，实质就是这种社会势力围绕着经济利益而展开的对全国劳动人民的残酷的阶级斗争，也是旨在摧毁中国共产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的阶级斗争，其性质同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进行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根本不同的。而为经济斗争服务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也空前复杂激化，这是经济政治文化上羽翼渐丰的具有鲜明强烈资产阶级属性的社会势力右翼，认为时机将至，旨在一举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空前严重的政治斗争，这在世纪之交以来尤为突出。回避这些确实存在的实事，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绝对有害无益。

　　影响我国阶级斗争的国际因素，主要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条件下，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的“和平演变”，或曰“西化”“分化”。它们这样做是必然的，原因有三：一是只要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它们同我国之间的矛盾，始终是两种社会制度、新殖民主义同第三世界、霸权同反霸权之间的三重对抗性基本矛盾。二是它们同我国的有限“合作”、“互利”都是为了自己的“永恒的利益”，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则是它们的根本战略目标和最大利益之所在，这是绝对的、恒定的。三是它们为实现这个根本目标对我国采取了“和平演变”、全方位遏制、武力威胁三管齐下的战略。霸权帝国主义对我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和敌对势力，对台独、藏独、疆独，对国际上一切围堵我国的反共反华反社会主义的势力，都采取一律支持的政策，就是这种综合战略的露骨表现。其中，里应外合的“和平演变”对我国是最大的现实危险。在遏制战略中破坏性最强的是“金融战争”，必须清醒地看到，霸权帝国主义已经对我国发动了这场战争，我国必须坚决打赢这场金融保卫战。切近的历史教训可以为鉴，上世纪90年代初它们发动的“金融战争”，不费一枪一弹，却使日本陷入了十几年的经济衰退，财富损失相当于在二战中战败的结果;使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痛遭洗劫，经济上20年未能恢复元气。(宋鸿兵：《货币战争》第202、206页)因此，对西方国家的软硬两手三管齐下战略，我们都要识得破，顶得住，我们也必须采取软硬两手战略来付：一手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有利有节，斗则必胜，避免军事对决，但必须打赢“无硝烟的战争”;另一手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原则，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团结世界人民，巧与周旋，争取和平合作，赢得实利，发展壮大自己。

　　“和平演变”这种“无硝烟的战争”是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的全面战争，并在苏联解体后它们已把我国作为“和平演变”的主战场;早在1989年10月邓小平就指出：“不久前北京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煽动起来的。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得太深了……”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1页)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威廉•恩达尔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建议成立的所谓非政府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以及“爱因斯坦研究所”“曾经鼓动1989年天安门示威”，前者的“首任主席魏因施泰因1991年便曾明言：很多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前中情局25年前秘密从事的。”(2008年4月17日《香港明报》)已经暴露的实际上仅仅是冰山一角，此后至今将近20年间，种种迹象显示，西方国家在我国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各领域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包括组织渗透，在我们内部寻找、收买、培植代理人，都已经到达了空前深广和严重的程度。它们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把我国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

　　2.特殊形式阶级斗争新的基本内容。由于互相联系的国内因素、国际影响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形式阶级斗争的内容和特点，因此我们必须从这种新的实际出发，把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紧密联系起来，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特别是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的分析方法，来观察研究国内因素、国际因素相互交织的各种矛盾及其长远发展。以此看来，现阶段见之于国内的特殊形式阶级斗争新的基本内容，主要有如下六大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要求，同国内私人资本、国际垄断资本在我国趋向无限增殖扩张和垄断的资本本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二是社会主义不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要防止两极分化”，同国内外私人资本在我国无限扩张，“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邓小平年谱》下 第1464页)，可能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三是不断发展的内外资私人资本(外资的主体是国际垄断资本)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及其必然的政治要求，同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领导地位，国家政权的人民民主专政性质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四是我国坚持经济社会独立自主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和国内国际其它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力图把我国变成国际垄断资本附庸的矛盾和斗争;

　　五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国内国际因素决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竭力争夺主导地位的矛盾和斗争;

　　六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和国内国际其它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进行思想和组织渗透，图谋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或改变共产党与国家政权性质的矛盾和斗争。

　　这些国内外交织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充分说明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是在改革开放和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的国内外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形式阶级斗争的新的基本内容和集中表现;而这些新的基本内容则充分体现了特殊形式阶级斗争的深刻性、复杂性、实质和特点。

　　3.特殊形式阶级斗争的更鲜明的实质。上述所有这些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都是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二十一世纪难题和和空前严峻的考验。斗争的实质则更鲜明、更集中地显示出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我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殊死决战。狂热地、迫不及待地要求我国彻底改变颜色的，是我国具有鲜明的资本人格化特征和资产阶级属性的强大社会势力的右翼及其代理人党内资产阶级自由化顽固势力。这种要求是他们对于霸权帝国主义的依附性和卖国性所决定的，也是霸权帝国主义的根本战略目标决不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所决定的。这种社会势力的右翼及其代理人色厉内荏，他们深知，他们只有在“改革开放”旗号的伪装下，在霸权帝国主义的卵翼支持下，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变成西方国家的附庸，才能有望使他们通过超限度私有化剥夺的中国人民的巨额财富，不再物归原主，并世代相传，保值增值。他们人数极少，但他们的依附性和卖国性集中地、典型地表现了他们的阶级本性、阶级利益和迎合霸权帝国主义需要的奴颜媚骨，某些人还具有官僚买办的特征;也同样地暴露了他们骨子里对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和劳动人民的极端仇视。而这对有些人来说，这是历史和现实的阶级斗争的旧恨新仇在适宜的国内外气候中的必然发泄。

　　4.特殊形式阶级斗争的突出特点。这种特殊形式阶级斗争的突出特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具体分析有以下四点：一是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顽固势力，既集中代表了资本人格化的强势社会势力的右翼以及国内其他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的强烈要求，又是西方反共反华反社会主义势力在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附庸性同盟军和代理人。二是党内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顽固份子是寄生于党内、疯狂反对“四个坚持”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派，他们之所以有很大的能量，主要原因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8页)他们盗用党的经济政治组织文化等资源，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同上 第380-381页)三是这些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对抗性的，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表现为剧烈的敌我矛盾。四是我们以妥协退让求稳定和谐，则稳定和谐则亡，党内外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国内外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则更加猖狂。这些也是我们30年来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对这些党内似乎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5.我们应采取的正确方针。邓小平在总结1989年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经验教训时指出，这是由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5-306页)此后，这种状况在短期内虽有改善，但不久后仍然不同程度地长期存在。1993年邓小平曾特别强调：“没有‘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邓小平年谱》下第1363页)至今积累下来的问题恐怕已不是小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严重削弱，和随之必然而来的上层建筑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全面挑战，妄图在近期或不远的将来就一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或彻底改变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我国已经走到一个决定我国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远的前途命运的新的历史起点，既是宝贵机遇，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十分严峻的重大历史关头。

　　在这个重要机遇和巨大风险并存的历史关头，我们党没有别的选择，而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联系国际大势，对当前我国的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做出符合新的实际的科学估计与分析，努力掌握并遵循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的规律。我们的思想认识只有达到如此的理论和政治高度，才能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一以贯之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心全意依*工人阶级，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包括“新阶层”的中左翼力量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正确处理确属阶级斗争和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重在教育绝大多数，坚决孤立、打击人数极少的违宪犯罪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国内外敌对势力及其代理人党内资产阶级自由化顽固分子，并坚决防止新的资产阶级的形成。只有这样做，才能有效维护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全面坚持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和科学发展观，保护现有公有制经济，扩大和巩固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加强社会主义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与竖立其上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促进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创造多方面的社会现实基础和客观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加强立国之本，从而根本上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灾难之路，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必由光明之路，继续推进振兴中华的伟大历史进程，牢牢确定不可逆转的社会主义方向，并为我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奠定不可动摇的坚实基础。

　　这样做不是要搞“阶级斗争”为纲，而是要从实际出发，对党内外资产阶级自由化顽固派和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必要的、讲究策略和政策的斗争，捍卫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否则，如果我们误入“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陷阱，在确属阶级斗争和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和斗争面前，像邓小平所批评的那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一贯、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软弱涣散，过分容忍，特别是容忍党内某些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使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坐大，那么，重蹈苏共“全民党、全民国家”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覆辙，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在我国复辟，这绝对不是不可能的。

　　八、在反对错误倾向的问题上，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从具体情况出发决定方针，在反对一种主要错误倾向的时候，注意防止另一种错误倾向。

　　毛泽东、邓小平一贯主张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第279页)在反对一种主要错误倾向的同时，要注意防止被掩盖着的另一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在提到反对错误倾向的历史经验时还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们党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们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1297页)他们阐明的上述基本原则和重要观点，对于今天我们党关于反对错误倾向斗争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1.长期以来存在右的错误倾向——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在1987年指出：“有些人对改革的某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209页)这是符合实际的基本估计，本来就没有像自由化势力所诬蔑的有那么多人“反对改革”，改革开放又以伟大成就证明了它的必要性，现在虽然还有“左”的残余，但真正从“左”的方面反对改革的人恐怕已经更少了，比起多年来气焰嚣张的来自右的方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也有限，当然还是要防的。

　　但是，由于长期单方面地宣传主要是防止“左”和反“左”，不少干部不敢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者忽视被掩盖着的右的倾向，产生了右的片面性和倾向;同国内某些阶层和国外境外资产阶级的广泛接触，也助长了有些干部思想上的这种片面性和倾向。更为严重的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影响下，不少干部包括一些高中级干部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存在的严重资产阶级自由化认不清，有的甚至认为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以此掩护走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道路。因此，他们只讲现代化，不讲社会主义;只讲改革开放和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不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只讲市场化，不讲它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结合和国家的宏观调控;只讲内外资私营经济的比重越大越好，不讲公有制为主体;只讲引进外资越多越好，不讲自力更生为主;只讲利润最大化的效率优先，不讲个人收入分配公平;只讲国家财政转移支付，鼓吹它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不讲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的初次分配公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而发生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党内较长时期以来缺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的认真组织，导致狭隘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滋长，对错误思潮的抵抗力明显降低。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有些高中级领导干部长期不学马克思主义，以至公开的讲话在概念的使用上明显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和党的基本路线，在广大群众中引起困惑。正像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地所指出的，这些人容易成为“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俘虏。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俘虏，不同程度地淡化、甚至丧失了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再加上热衷于为升官保官而搞“政绩”竞赛，于是就狂热地出卖公有制有企业，并在实际上把发展内外资私营企业，作为唯一的经济增长点。他们严重偏离四项基本原则和基本经济制度，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歪曲为单纯追求“GDP”，把“坚持改革开放”曲解为在经济上搞私有化，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全面“西化”，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视作“极左”和“僵化”，而把“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加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的满口胡说当作“思想解放”、“与时俱进”。他们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受害者;又助纣为虐，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狂热地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荒唐“理论”和主张付诸实践。

　　2.充分认识右的倾向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当前的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在思想认识上必须明确，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领域是否长期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即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这是必须旗帜鲜明地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根据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我们只能得出如下的肯定结论：物质生产力本身虽然不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阶级斗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来自经济领域当然不妥当;但是，物质生产力归谁所有、由谁支配、为谁服务，确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的私有化，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分。生产资料私有制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产生的根源，一切形式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如果说在我国涉及每个人和各阶级阶层的切身利益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不存在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这才是咄咄怪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和国内外敌对势力，正是利用有些人笼统地认为经济领域不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这个明显的理论失误，在我国竭力推行以私有化、自由化为核心的极右的新自由主义，有些领导干部由于解除了思想武装而被自由化思潮所裹挟，为私有化狂潮推波助澜，客观上严重干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不仅严重削弱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造成了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而且还造成了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势力的空前深广的严重渗透。这也许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罕见的最惨痛的右的悲剧之一。

　　3.我们必须记取惨痛教训，认真抓好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尽快使我们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充分认清，在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始终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个坚持”这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揭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因为，基本经济制度所确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生产关系，既能保证我国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又能保证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路线、基本经济制度，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因而也是以人为本这个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的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因此，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反对自由化，自觉地巩固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从经济基础上巩固完善发展社会主义的法律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上层建筑，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更好更快地实现，确保社会主义的社会和谐，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高一级的阶段顺利发展创造条件。

　　本文是笔者近期思考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中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心得，虽然提出了一些初步看法，限于篇幅，对有的部分只作了简要论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写本文的出发点是重在提出问题，抛砖引玉，热切地期望引起党内外、特别是党内广泛深入的讨论，并希望创造历史的决定性力量千百万劳动群众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明辨关系我们党、国家和13亿人民的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使宏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搏击千万里风浪，勇往直前，不断驶向更加辉煌的新境界。

　　(2008年5月5日初稿 6月12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