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能拒绝个性吗？

　　写作离不开个性，这似乎是一个无须争论的真理。但眼下的实际情况是，太多的口号式、意识形态化了的字眼与词语充斥着学生的作文本、考试卷。这使“个性化”这一说法本身倒成了反传统的革命性颠覆了。岂不知，写作失去了“个性”，何谈写作？连写作的根基都动摇了，何谈新方法的形成？因此，高中阶段所谓“个性化写作”的尝试，与其说旨在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倒不如说着眼点在诱发、培养学生的个性化认识上。形式、技巧可以模仿，可以借鉴，可以学习，但学生个人主体性的确立却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

　　作文训练并不完全属于技术性操作的范畴，就其本质而言，作文训练其实是一种思维训练。思维对于写作者而言，并不是传统写作理论所认同的那样，只是构思文章的意识前提。那种已被很多教师奉为圭臬的“想得好就能写得好”的观点令人颇为怀疑。本文所谓的思维，首先是一种认知习惯意义上的观照。

　　在学生个性化的写作实践中，存在一个有普遍规律性的习惯：他们总是热衷于颠覆传统的写作习惯、甚至思维习惯，以片段式的内心独白，通过自己瑰丽的想象在文章中建构起一系列充满象征与隐喻意义的意象群。与此相应，在结构上，他们并不着意去追求传统文章中那种相对封闭的浑圆结构，而是更乐于借鉴现代诗歌技法中的圆周句式。可以说，这一形式的选择，很适宜将作者的精神世界与文章的语言形式统一起来。而在文章语言艺术效果的追求上，清丽素雅、不事刻意雕琢的文风通常是个性化写作者的最爱。

　　另一方面，个性化写作的价值颠覆性意义还在于作者在文章中对现实的荒谬性的普遍揭示。他们更像一个个冷峻而严肃的记录者，忠实而又辛勤地用自己的文字为自己身处的城市中一切荒诞的宿命“立此存照”。在我们的人性越来越物化的今天，对很多事，我们有了太多的不置可否。而身处都市成人游戏旋涡中的这些感情敏感而又脆弱的少年们，似乎并无意于对这种生存困境作太多形而上的悲悯，他们或许只愿将这种不置可否形象地悸动于自己的文字之中。于是，有人在自己的文字中得意，有人在自己的文字中宣泄，有人在自己的文字中窃喜，有人又在自己的文字中怆然。但更多的个性化写作者则已经把自己的文字变成了一种信仰、一种坚持、一种守望。

　　其实，作为教育者，我们并没有必要一定要评价、澄清这种守望的明确意义。毕竟，对于一个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而言，当他开始扬弃此岸世界的世俗快乐，而选择彼岸精神世界的灵魂救赎历程时，这一切同时也构成了他自身道德评价的开始。我们在学生的个性化习作中通常可以感觉到他们对商业文明的强烈厌恶与鄙视，这正是这种道德救赎感在文本中的再现。从这一意义上讲，学生个性化写作对话语叙事方式与谋篇策略的颠覆性选择与其说是一种形式上的标新立异，毋宁说是一种与作者精神旨趣同构着的创作预谋——在自己的文字形式中追述失落于时尚中的历史的背影。作为教师，在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下常常容易忽视的，正是学生在个性化写作中对固有价值形式的一种质疑。长久以来，作为对学生写作有直接影响的语文教师，我们过于黏滞于诱导学生对时代“共名”（社会普遍心理对一个时代宏大叙事的共同选择）的认同和接受，而常常有意无意地试图使学生疏离对自我个性“无名”（相对于主流的一种自觉的边缘化取向）的体认。于是，学生的作文经常被我们简单而粗暴地贴上“积极”或“消极”的标签。而在这一过程之中，整个学校的教育、管理、评价体系都是与之相适应的。问题是，思想一旦被集装，个性一旦被泯灭，那么被层层剥离的躯壳就只剩下一种价值的选择：对现行秩序的无条件认同。

　　其实，归根到底，我们所呼唤的学生写作观念的变革最终都可以落实为——我们究竟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去容忍、宽容甚至接受学生对社会价值本身认识的多元化。在个性化写作实践中，教师或许不必成为学生写作的领路人，却一定要争取成为为学生以多种方式前进而廓清道路的注视者、倾听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宽和而善意的瞩目与谛听也许更胜过滔滔不绝地大谈写作之道。